1949年10月1日，巫昌祯和她未来的丈夫庚以泰，走在了开国大典的游行队伍中，歌声、欢呼声响成一片，巫昌祯感到从未有过的兴奋和激动。
　　1948年9月，巫昌祯从江苏南京北上，庚以泰从河北唐山进京，他们一道考入了北京朝阳大学法学院。学习结束后，他们双双进入新成立的由谢觉哉任校长的中国政法大学，两人也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和终身携手的伴侣。1954年，他们以新中国第一届法律系大学生的身份毕业。由于建国初期院校创建、调整的原因，4年大学念成了6年。告别学生时代，他们一道走进了北京政法学院（现中国政法大学）的校园，双双登上讲台，巫昌祯教民法，庚以泰教刑事诉讼法。
　　然而，1958年，民法教研室被撤销，巫昌祯改教毛泽东著作和古汉语等课程，不久“文革”开始，学校停课，大好年华从此蹉跎。
　　70年代初，北京政法学院师生被整体下放到安徽劳动，一年后就地解散。庚以泰被分在安徽省公安厅工作，巫昌祯提前退休回到北京。当时，她只有40多岁。
　　1978年，北京政法学院复建。那纸退休令被撤销，巫昌祯在离开心爱的讲台数年后，又满怀激情地重新登临，此时，庚以泰已调回北京工作，进入中央民族大学，他是满族人，从此在少数民族法学领域耕耘努力。
　　几十年间，他们都有机会离开讲台。上世纪50年代参加民法典起草的时候，见她整理材料既快又好，全国人大很想让她留在机关工作；上世纪80年代第一次修改完婚姻法后，全国妇联也有意把巫昌祯留住，请她出任中华妇女干校（中华女子学院前身）的领导工作，她委婉地回绝说：“做行政，我不行。”庚教授也一样，上世纪80年代初，北京市高级法院一位熟悉他的老院长曾热情邀他去法院工作，但他婉言谢绝，依旧留恋在讲台上。现在他们有两儿一女，大儿子在日本，兼职做法学教师，大儿媳从事法律职业。小儿子也是学法律的，在中国政法大学工作，只有女儿从事金融工作，与法律没关系。
　　
　　亲历多部法律的起草修改
　　巫昌祯一生中亲历了多部法律的起草修改工作。1955年，她参与了民法典的起草，到1957年起草小组解散，当时共起草了五百多条。
　　上世纪60年代，最高法院组织民法典的第二次起草工作，由史怀璧、孙雅明、朱世平等人牵头。但当时法律虚无主义盛行，起草工作始终处于讨论阶段，很快就不了了之。
　　1978年，婚姻法的修改被提上议事日程，因为有起草民法典的经历，政法大学派巫昌祯参加。婚姻法是新中国制定的第一部法律，是新中国的法律“头生子”，自然备受关注。这边刚刚参加婚姻法修改小组工作，那边民法通则的起草也启动了，也想让她参加。因为与婚姻法有约在先，她便对民法通则说了对不起。这次参与立法的经历，成了她学术道路上的分水岭。此后，她把研究和教学的重心转移深入到了婚姻法。
　　上世纪90年代初，为迎接在北京召开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，全国人大制订了妇女权益保障法的起草规划。巫昌祯任起草组副组长、办公室主任。寒暑更迭3个轮回后，这部法律于1992年提前问世。此外，她还参与了未成年人保护法、老年人权益保护法的起草工作。
　　1997年，婚姻法第二次修改。巫昌祯参加了民政部的专家组，又成为人大法工委立法小组的专家。修改稿第一稿出来后，巫昌祯随全国人大去广东进行执法检查，深圳一家报纸的记者随行采访。调查发现，广东地区婚外性关系比较严重，在记者问到婚姻法如何应对这种情形时，巫教授亮出了自己的观点：“夫妻应互相忠实，有过错就要付出代价，无过错方可以请求赔偿。”记者在报道时，却出现了她“主张处罚第三者”的字句，一时间说她“保守”、“倒退”的声音高涨，但这不是巫昌祯的本意。她并不为一时的舆论倾向所动，仍赞同并坚持把“夫妻相互忠实”、“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”、“损害赔偿制度”等内容写进了修改后的婚姻法。
　　接着，巫昌祯全情投入了计划生育法的起草。但这部法律的起草很困难，最终也未能完成。当时的顾虑包括“一胎化”能不能提，一旦把“一胎化”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，将来出现大量的“两胎”现象怎么办？也考虑过在法律上规定“两胎”，但也有许多隐患。这部法律起草了三次，最终不得不放下。
　　而最近的一次，是2003年1月，巫昌祯参与民法典编撰。民法典的起草是构建国家法律体系的系统工程，是非常繁重的一项任务。它的起草修改至今仍在进行，巫昌祯期盼着它的早日通过并付诸实行。
　　
　　见证妇女地位的提高
　　在上世纪80年代，经常有陌生妇女敲开巫昌祯家的门，“扑通”一声跪倒在地，求巫教授替她做主。原因是丈夫做了陈世美，抛弃了她，而她不肯离婚，死也不离婚，离了婚就去死，法院却判决离婚，求巫教授为她申冤。巫昌祯只好解释，自己只是一名大学教授，只有反映意见和进行监督的权利，不能干预司法办案。有的妇女不理解，你巫教授这样的大名人还管不了我一个小小的离婚案？
　　而后来，这样上门求助的妇女越来越少，现在几乎没有了。现在我国妇女普遍接受了“夫妻感情破裂就应该离婚”的观念，可以接受离婚的现实了。当然，这也是因为社会大环境和人们的思想观念都在发生转变。
　　但损害妇女权益的状况依然严重，对妇女权益的保护也任重道远，包括人们的观念也有许多有待改进的地方。比如妻子有了外遇，就是“红杏出墙”，就是“破鞋”、“贱货”，就是丈夫的奇耻大辱，丈夫就“戴了绿帽子”；而丈夫有外遇，社会舆论的谴责就宽松得多，甚至还被某些人认为是“有本事”，也没听说妻子戴什么“帽子”。妇女被强奸，会被周围舆论冷嘲热讽，受害者再次蒙受羞辱，最终选择了轻生；有的妇女为抗拒强奸跳楼自杀而死或被摔成重残，这样的人间悲剧的制造者，除了犯罪分子，还有人们的思想观念。巫昌祯认为，法律的保护是一个重要方面，而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，也是保护妇女权益的重要内容。
　　巫昌祯现在已七十开外，但依然热心投入到30多项社会公益活动中。上世纪80年代，巫昌祯就领导创办了专打公益诉讼的第八律师事务所，开了中国公益诉讼的先河。现在，巫昌祯参加社会活动也坚持公益性，上到最高法，下到居委会，请她讲课她都讲，但从不收费。
　　2007年10月在人民大会堂参加“依法治国”十周年纪念大会时，我再次见到了巫昌祯教授。我没有上前去打扰她，但与她目光交流时，我知道她认出了我，心里再次想起那次采访结束时她对我说的话。
　　她说：“我们法律工作者搞社会调查的时间精力毕竟有限，往往是在报纸电视上看到了相关报道，才去研究个案或发表评论。所以说你们记者是我们的耳朵和眼睛，你们的工作是我们的饭碗，是非常重要的。”
　　巫教授，我会记住你的话，这些话会激励我在新的一年中更加努力工作。
　　（李蒙）